
暮春四合,临沂城的傍晚像打翻的墨水瓶,在楼宇间缓缓洇染,蟹壳青色的云朵,三三两两聚拢,又飘散。下班回家时,父亲正蹲坐在楼下花坛边,食指在沙地上画出一脉起伏的青山。孩子围着父亲嬉笑着,见我回来,便撒下爷爷,像只撒欢的小鸟迎面扑来。
“爸爸,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孩子撒娇地蹭到跟前。父亲讷讷地瞅我笑笑,我也瞅着父亲笑笑,仿佛笑一笑,足以完成两个人男人之间所有的交流。那些急于跳出胸膛的话,不知何时起,已习惯性地停留在心底。
“咱今晚去爷爷家吃饭。”冲着孩子言语时,父亲浑浊的瞳孔里分明泛起光亮,宛如多年前雪地里自行车碾过的辙痕。父母的住处,不过五里路的路程里,父亲已经给母亲打了三个电话,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到来,对于父母而言,已是一个顶重要的节日!
一阵忙碌,几样简单的菜肴上桌,父亲偷偷拿出了珍藏的白酒,正和父亲小酌时,孩子不知从哪个角落寻到了宝藏——暗哑灰白的铝皮饭盒里,一张泛黄的《中学生学习报》静静地躺在其中。
“爸,这个饭盒还保存着呢!”
一抬头,只小酌了一杯的父亲,霞色已布满了面庞,鬓角的白霜与饺子蒸腾的热气交织成雾,恍惚间,那些年父亲捂热的饭盒,仿佛带着旧日的体温,缓缓走来。
记忆中,这只饭盒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那年小年,灶火把土墙熏得焦黄,四岁的我攥着捡来的爆竹往灶膛凑,爆裂声撕碎了夜的宁静时,我的左手血肉模糊。雪光映照着山川一片明亮,父亲背着受伤的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向五里外的乡卫生院,缝合的针眼像只丑陋的蜈蚣,拇指始终无法伸直。
来年,父亲卖掉了攒了多年的麦子,带着我到省城手术。城市霓虹晃花了我的眼,玻璃柜里的香蕉泛着月亮般的柔光,“大,我要吃这个!”我指着弯月般的香蕉不肯离去,执拗不过的父亲,只好用皲裂的手指数出一张张毛票……稚嫩的童心哪里懂得生活需要用一分一毛来衡量,模模糊糊的记忆里,父亲用新买的饭盒泡了放了很多天的煎饼,铝皮饭盒闪闪发光,干的煎饼漂在热水里,像漂泊的浮萍找不到归处,像一片片褪了色的旧时光。
小学之后便到镇上读书,就像西山的溪流,仿佛天生便应蜿蜒而下。文疃中学离家不过五里地,却是需要住校,十二岁的孩子心里,一周的时光,比五里山路更为遥远,那是思念永远无法横亘的距离。好在晨雾裹着的清脆铃铛,总能缓解对家的想念,当同学们啃着煎饼咸菜时,我的搪瓷缸永远蒸腾着热气——父亲天不亮就蹬着“大金鹿”赶来,车把上挂着裹了三层棉絮的铝饭盒。
莒南一中录取通知书到的夏夜,父亲蹲在麦垛旁抽了整宿旱烟,刚攒了几年的麦囤,又空了半囤。县城离家五十里路,车票五元,而我只在一月一次的大休才肯回家,叛逆的青春里,外面的世界是那样的缤纷多彩。父亲依旧坚持给我送饭,只是每天变成了每周,清晨变成了晌午,唯一不变的,是铝皮饭盒的温度。后来母亲说漏了嘴,原来那些年父亲竟然不舍五元钱的车票,每一次送饭,都是骑自行车。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五十里土路上一个移动的铜像,晌午的日头把他晒成褪色的旗帜,叮叮当当,陈旧沙哑的铃铛声,一刹那便击碎了少年羞于言说的骄傲。
高二那年,第一篇处女作《我的父亲》在《中学生学习报》上发表,拿给父亲看的时候,父亲只是微笑地说道“很好,娃有出息了”。母亲说,是夜,当我睡下,父亲半夜举着报纸在晒谷场转圈,惊得看门狗对着月光狂叫。而后的岁月,父亲在昏黄的白炽灯下读了一遍又一遍,像老农查看麦穗灌浆,像果农抚摸新抽的嫩芽。
2005年的秋天,临沂师院的梧桐叶飘落时,父亲肩扛蛇皮袋站在文学院烫金牌匾下,他反复抚摸教学楼的红砖墙,眼睛里充满了自豪,仿佛来报到是他不是我。也许在父亲的眼里,只要能上大学,那就是出息了,哪怕,只是一所普通的师范学院。
校门口分别那刻,父亲在路边水果摊问了又问,那些形态各异的进口水果名字,是那样绕口与陌生。父亲走来时,手里提着一把金灿灿的香蕉:“回宿舍和同学一起吃。”忽然想起五岁那年的香蕉——原来有些爱早在我们血脉里生根,长成遮天蔽日的森林。
父亲佝偻着身子,消失在百米外的街角时,眼泪忽地便欲掉下,也许是自责没有和父亲说再见,也许是因为跟叛逆的青春作了告别。刚欲转身离去,远处的街角忽又出现急匆匆的身影,原是父亲忽又折返,帆布包里的饭盒变出两个老城火烧:“趁热吃,路边买的香着哩。”他搓着手讪笑,工装裤上的水泥点像一幅巨大的星图,在岁月的长河里,越发清晰,愈发神秘。
大学四年,父亲便在临沂城打工,也许同一座城,能让父亲觉得心安。我总在清晨和午后阳光里,幻想着父亲高大的身影,从自行车上翻身而下,递给我一个带着体温的铝皮饭盒,说:“娃,趁热吃!”只是父亲再也没有去过大学,哪怕绑扎钢筋的工地,也不过五里地的距离。
夜色漫过窗台时,父亲执意送我们到电梯口。感应灯明灭间,瞥见旧饭盒在月光下泛着柔光——那个承载半生风雨的铝制容器,此刻正装着孙子没吃完的排骨,继续在时光里温热流转,如同父亲的爱,永远比岁月早一步抵达春天。
刘逸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