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沂蒙大地 书写社科担当——临沂大学学习践行“5·17”重要讲话精神学者谈

编者按：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十年来，临沂大学扎根沂蒙红色沃土，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专家学者们立足各自专业领域，守正创新、潜心治学，融通中外、服务大局，实现教研成果转化落地，以理论深耕赋能地域振兴。本报刊发四位学者在红色资源育人、文化传播、基层治理、历史文脉探源等方面的学习感悟与实践探索，以期凝聚研究共识，彰显高校使命担当，助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质量发展。

在“5·17”讲话精神指引下的音乐舞蹈与革命文物教育实践

（王秀庭 临沂大学教授、音乐学院院长，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暨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临沂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临沂大学科研与教育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音乐舞蹈教育、革命文物资源育人以及艺术实践指明了方向。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筑牢理论与育人根基

临沂大学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核心目标，将沂蒙革命文物与音乐舞蹈教育有机融合。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沂蒙革命历史文物和红色音乐作品，理解人民群众创造力与时代精神。例如，通过解析 《沂蒙山小调》《沂蒙史诗》 等代表性作品，学生不仅掌握音乐技能，而且在艺术实践中体悟沂蒙精神。这种教学模式既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也将马克思主义教育在音乐舞蹈学科落地生根，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建设国家级协同研究平台，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协同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暨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等资源，建设了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形成“校馆协同、文物育人、艺术转译”的高水平科研平台。此外，聚合音乐学、舞蹈学、教育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等跨学科力量，实现资源共建、成果共享和教育科研互动。以“文物解码·艺术转译”项目为例，将革命文物的历史叙事通过音乐舞台艺术进行当代表达，形成“理论—创作—呈现”的闭环，使文物教育不仅停留在陈列讲解上，更成为学生实践能力、艺术创新力和思政素养培养的生动载体。

学科服务地方实践，彰显红色文化育人价值

学科服务上，将音乐舞蹈教育与革命文物实践延伸至临沂及周边乡村学校，开展红色音乐教育示范课程、师生共创沂蒙精神主题音乐剧、舞剧及现场教学活动，使学生在参与中理解历史、感受文化、提升审美与思政素养。以歌曲《人民代表》为例，该作品由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音乐学院组织创作，将“人民至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理念转化为旋律与音乐叙事，实现艺术表达与思想教育的有机融合。

创新育人模式，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

创新“课堂教学+文物实践+社会服务”的育人模式，将理论学习、艺术技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有机结合。学生通过研究沂蒙精神物证，参与舞剧《渊子崖》《沂蒙长风》、合唱《为你而行》《沂蒙正红》等，不仅掌握创作与表演技法，更在实践中感受沂蒙精神，实现知识、能力与品格的统一培养。同时，通过课堂学习、专家研讨会和舞台演出等形式，将学术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创作实践，形成理论指导创作、创作丰富理论的双向互动机制。

以特色实践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

贯彻“5·17”讲话精神的关键在于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将学科建设、教育创新、文化传承与社会服务融为一体。音乐学院与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的建设实践，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也彰显了高校在红色文化教育、思政育人和社会服务中的独特优势。通过系统梳理沂蒙革命文物资源、创新艺术转译方法、推动青年学生参与红色文化实践，形成了一套具有地域特色、学科特色、实践特色的育人模式，为地方文化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提供生动案例。

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创新教育科研模式，推动艺术教育与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深度融合，通过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不断提升高校育人质量、文化传承力和社会服务力。

践行讲话担使命 守正笃行十年路

（杨中举 临沂大学教授、沂蒙学者。）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为谁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为广大社科工作者治学立研、履职担当提供了根本遵循。

十年来，我带领传媒学院团队成员扎根中国学术土壤、紧扣时代传播命题，坚守“立足中国、融通中外、守正创新、服务大局”的治学理念，努力做到学术研究有立场、有方向、有温度、有担当，在跨文化传播、微传播、流散诗学、沂蒙精神多维艺术传播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把学术研究融入区域文化建设、红色基因传承、地方文化国际化传播的时代进程，在践行社科工作者使命担当的过程中收获成长。

重视跨文化传播研究

聚焦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难题。针对长期以来我国国际传播话语弱势、理论范式缺位等问题，团队坚持以我为主、融通中外，深入探究跨文化语境下文学传播、文化翻译与文明对话的内在规律，系统梳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优势与短板，探索适配国际受众认知习惯的传播策略，代表性成果有《文化、文学的跨界传播与再生产》等。

深耕微传播研究

聚焦新媒体时代传播变革的时代命题。十年间，微媒介深刻重塑社会传播生态与文化传播格局，成为凝聚社会共识、弘扬主流价值、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紧扣媒介融合发展趋势，围绕微传播与红色文化传承、新媒体赋能社会文化建设、网络传播与文化认同建构等重点课题开展系统研究，出版了以 《微传播研究》为代表的成果，阐释微传播的运行机制、传播特征与社会价值，提出接地气、可落地的新媒体文化传播创新路径，有效回应全媒体时代文化传播、价值引领的现实需求，为基层文化传播、主流舆论引导提供理论参考。

聚焦流散诗学研究

锚定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体系化发展、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要求，全力补齐学术研究短板。长期以来，我国流散文学研究过度依赖西方理论，缺乏本土原创理论体系。十年来，团队以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为依托，发表了一系列有一定原创性的论文，代表性成果《流散诗学研究》 一书立足中国立场、参考中外学术资源，清晰界定了流散文学、流散诗学等核心概念，梳理全球流散文化与文学发展脉络，成功构建起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本土化与国际性的中国流散诗学理论体系。

做细沂蒙精神多维艺术传播研究

立足红色沃土，深耕红色文化传播研究。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凝心聚力、立德树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要从理论上研究沂蒙精神，还要从文学、影视、美术、音乐、雕塑、民间艺术等多维视角梳理沂蒙精神的艺术叙事脉络与传播规律，探究红色精神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路径，破解传播形式单一、青年受众接受度不高等问题，服务地方红色文化传播、红色教育普及和文旅融合发展，代表性成果有《沂蒙精神的多维艺术表现与传播研究》等。

十年研途细耕，十年知行合一。回望十年学术实践，传媒学院团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研究仍存在理论转化力度不足、国际传播影响力有待提升、交叉研究深度亟须拓展等短板。站在“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的全新起点，团队将牢记社科工作者的初心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勇担时代重任，不断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用心用情传承弘扬红色文化，以扎实的学术成果为地方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本土知识何以创生

（杨超 临沂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入选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十年来，作为一名长期扎根沂蒙大地、从事社会工作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我在实践中反复咀嚼“本土知识”的分量。知识的创生有两条路径：一是“从理论到理论”，二是“从实践到理论”。前者侧重引进与演绎，后者则要求我们俯下身子，去发现、去挖掘并联合那些散布在广阔城乡间的实践者。从实践出发，尊重并联合实践者，是构建具有原创性中国知识体系的路径。

实践者参与的知识共创：找回失落的主体

在社会工作界，“本土化”和“专业化”是学界对待西方和我国本土知识体系的两种态度和相对路径。前者意味着西方的知识体系进入中国本土，需要适应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特征并加以调适，后者则强调有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而西方专业知识往往具有借鉴意义。“本土化”看似回应中国语境，但依然是“对照式”的，缺乏中国的“自主性”；“专业化”则暗含对于本土经验的否认。这两者对于中国式知识的创建和生产有着积极的意义，但都没有真正实现“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立场”。

实践是知识的来源之一，也是古今中外知识交汇之处。以社区书记、网格员为代表的社区治理实践者在中国大地上探索和践行了宝贵的治理智慧。

为此，知识的生产主体应从专家权威转向包含一线治理者的多元生态；生产场域从高校象牙塔走向复合境域，将治理实践纳入其中。因此，实践者是知识生产的主体之一，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也需要他们的参与。当实践者被视为知识的“共创者”而非“被研究对象”时，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才有了根。

实践者与研究者的相互成见：在共创中重构关系

研究者超脱现实而构建理论模型，实践者则面对实践的复杂性，即时性应对难题。分裂的知识背后隐含了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实践者被视为有待于被知识赋权的对象，而在地智慧被忽视。

要打破这种隔阂，必须重塑二者的关系。近年来，临沂大学法学院依托省级“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青创引育研究团队，开展了一系列融合实践者与研究者的知识共创尝试。聚焦“沂蒙精神如何赋能社区治理”这一时代课题，把社区书记请进学术讲堂，把课堂搬到社区广场。

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通过参与式实践方式，帮助实践者将那些即兴的、情景化的智慧，提炼为可复制、可对话的结构性经验；而实践者也在研究者的启发中不断反思，成长为反思性实践者。例如，在探讨“党群同心”时，一位社区书记以“社区合伙人”进行现代转化，并总结社区活动“一熟为一宝”，嵌入到专业的“社会支持”理论中。由此，浸润心扉的沂蒙精神、传统文化智慧与西方专业知识在本土实践中巧妙地结合。这种协同，让知识的生产不再是单向的“给予”，而是双向的“激活”。

知识的转化机制：从三分天下到共融共生

在长期的社区观察中，我们发现基层有三套话语体系：官方话语体系、专业话语体系、民间话语体系。它们分别基于政治权威、专业权威和实践智慧而拥有合法性，但常常分割运行。构建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知识体系，本质上就是三类知识从分裂走向共融共生的过程。

实现共融，以反思性实践为驱动力，搭建一套精密的知识转化机制。这包括知识的转译、贯通、加权与合成等。例如，将抽象、宏观的制度性知识转化为契合社区民情民意的本土做法，同时将民间实践“讲不出道理却觉得对”的朴素智慧，转化为学理化的表达，在制度支持下寻找专业行动的空间等。在三方知识交汇时，把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作为衡量知识价值的重要指标，进而合成出兼具政治高度、专业厚度与泥土温度的本土理论。

从边缘到中心：东夷文化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实证

（刘树满 临沂大学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考古学和传统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东夷文化研究经历了从“冷门”到“显学”的深刻转变，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考古学从学习追赶到自主创新的非凡历程。

实证中华文明的辉煌历程

东夷文化的考古发现，从根本上改写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叙事范式。上世纪 20 年代，当“中华文明西来说”甚嚣尘上之时，1928 年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打出了决定性的一击：那支以磨光黑陶为代表的史前文化，不仅与仰韶彩陶传统迥异，更在山东地区呈现出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的完整发展序列。这一发现迫使学术界重新审视一个问题——中华文明是否由西向东单线传播？

此后数十年的考古工作给出了否定答案。海岱地区建立起长达万年的文化谱系：沂水跋山遗址群（距今约10万年至 1 万年）见证着最初的定居生活，大汶口文化展现出从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跃迁，龙山时代的城子崖、两城镇、尧王城等数十座城址遍布鲁中南和沿海地区，标志着“邦国林立”的早期国家形态已然出现。中华文明不是一枝独秀，而是多元花丛，不是直线演进，而是互动共生。

从冷门到显学的跨越

由于文献记载零散且多出于后世华夏中心视角，东夷长期被简化为“东方野蛮人”的刻板印象。在“中原中心论”长期主导考古叙事的年代，海岱地区的发现往往被视作中原文化的边缘辐射，缺乏独立的学术话语权。

21世纪以来，山东地区配合基本建设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掘了数十处重要遗址。多学科手段全面介入，使东夷文化的社会结构、生业模式、礼制起源获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呈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更是为东夷研究注入了强大的政策与精神动力。昔日冷门，今天已然成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议题之一。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立足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东夷考古正是这一思路的实践——它不是用中国材料去填充西方理论框架，而是从本土材料出发提出自己的问题、发展自己的方法。东夷考古的百年进程，恰好浓缩了中国考古学走向自主发展的奋斗史。城子崖遗址的多次发掘，从吴金鼎的初步探索到后来的多学科联合工作，见证了中国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本土成熟过程。

考古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东夷文化的当代价值，远不止于填补空白，更在于它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东夷研究正努力践行这一要求。

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的对话，刷新了我们对于上古中国政治、礼制、信仰的理解。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成套出现的陶制礼器组合，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其薄如蛋壳的极致工艺，以及城址布局中体现的规划思想，都在改写着关于“礼乐文明如何起源”的答案。在更广泛的文化实践中，“夷夏互融”的历史认知正在参与构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中华文化认同——五千年前的海岱居民，与中原等其他居民一道，共同编织了中华文明的壮阔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时，第一个就是“连续性”。东夷文化长达万年的发展序列，正是这种连续性的完美实证。站在“5·17”讲话十周年的节点上，我们可以说：东夷研究不只是一个考古学分支，它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真实历史过程，关乎中国特色考古学如何提供自主知识体系，关乎古老遗产如何在当代焕发新生。